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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雪樵:万荣县几个蒙古语地名
发布时间:2018-05-29 09:09   来源:未知   作者:whl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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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荣县几个蒙古语地名
作者:王雪樵
  有元一代蒙古人入主中原长达100年,河东各地也留下过蒙元时代的诸多遗迹。直至今天,一些地方还保留有不少蒙语地名。
 
  2005年我写过一篇小文章,说的是临猗县阎家庄乡南王村,当地人呼作“那儿卓naerbfo”。“卓”是“庄”的俗读,“那儿”是蒙古语“淖儿nur”的对音,汉语的意思是“湖泊”。另据方志记载,该村还有一个名字叫“王家胡同”,而这“胡同xutuok”一词也是蒙语“池泊”“水井”的意思。可能由于当时村里建有大池泊积水,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个蒙古语名字,叫“淖儿庄”,也就是汉语所说的“泊池庄”,口语音转为“那儿卓”。文章发表后,曾得到著名女真学、蒙古学专家金启孮先生首肯。
  就在那个时候,我还注意到万荣县的一个村名,这就是三文乡的“生番村”(又名文村庄)。“生番”是明清以下汉族对少数民族的称呼,如清魏源的《圣武记》:“惟凉山内生番,多不火食。”《清史稿·穆宗记》:“日本兵船抵台湾登岸,与生番寻衅。”前者指彝族同胞,后者指高山族同胞。由于这个原因,我怀疑这里曾有蒙古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居住。但问过几位当地人,都不清楚。
  去年在市里搞地名普查,四月底的一天,万荣县地名文化专家解放先生忽然打来电话,说他在三文乡考察时,听村里一位解放前在蒲坂中学上过学的老人讲,他看到过村里早年间一块石碑,上面记载说:文村在元代时候村名叫“文也拉”,是蒙古语。但不知道这“文也拉”是什么意思。还说,村民传说当年村里曾住过蒙古人。这个说法不经意间证实了我先前对“生番”村名的推测。我说:村民的说法有道理,“文村”很可能是个蒙古语地名。又问:当地还有没有其他关于蒙语地名的说法?他回答说,不远处有个“乌苏村”,村里有人说是姓乌的和姓苏的最先住在这里,有人说“乌苏”是蒙古语“水”的意思。不知何者为是。我说,“水”的说法是对的,“水”在蒙语中呼作us,汉语对音有乌苏、乌素、五素、吾素、勿素等多种写法,还有单译作“素”的。内蒙古有个“毛乌素沙漠”,“毛乌素”蒙语就是“水质不佳”的意思。
  但是,“文也那”在蒙古语里究竟是什么涵义,我一时还弄不清楚。当时想到了两个与它读音相近的名词。一个是奥地利首都叫“维也纳”,与“文也拉”读音极相似。但那是印欧语系词汇,而蒙古语则属阿尔泰语系,两者对不上铆。另一个是“维纳”“都维纳”,这是个佛教词语,指寺院里管理僧众事务的一种僧职。古代许多寺庙里碑刻上都有“维纳”“都维纳”的名字。然而当地村民言之凿凿,是“村名”不是人名,是“文也拉”不是“维纳”,是蒙古语不是梵语,故这个词语也被我排除了。于是告知解放先生暂时存疑待考。
  其实关于“文村”的村名,我在此前是留意过的。2010年,一位家在文村的朋友要嫁闺女,请我写一篇“之子于归赋”。当时我就向他打听过为什么这里叫“文村”,朋友是个颇有才学的人,但也说“不清楚”。于是我只好“望文生训”,胡诌了几句“十里文村文脉长”之类的话,现在看来是有点“‘文’不对题”。但从那时开始,“文村”这个地名已经在我脑子里挂了号。
  后来我查阅了有关资料,通过比对,逐渐认定文村村名应当和它所处地理位置有关。文村地处稷王山西麓,海拔较高,境内满是沟壑,人口密度不大,是个山区小乡镇。有东文、西文、南文三个“文村”,俗呼“十里文村”,现在称作“三文乡”。因此“文也拉”有可能是蒙语“山”的对音。再查蒙语资料,“山”全名转写为agula,口语实际读音为uula(ul)。故汉语一般译作乌拉、勿拉、武兰,等等。对照“文也拉ueniela”的发音,可以看出“文uen”字的打头字母u与uula的第一个字母是相同的;“拉la”字与uula后面的音节也是相同的。至于中间的“也ie”则是读长元音uu衍生出来的。蒙古语没有声调,但长短元音有区分意义的功能。长元音一般用字母双写来表示,“山uula”中的uu即是长元音。(如果是短元音,读作ul,所表示的就是“脚掌”)而人们在发长音uu 的过程中,会衍生出一个类似ie 的轻音。于是,“乌拉uula”在当地人口语中就成了“乌也拉”或“文也拉”,简称为“文村”,意思就是“山庄”。 显然这是在当地落户的蒙古人,根据村落地形地貌起的名字。
  时日匆匆,转眼又是一年。
  今年四月八号我在外地,解放先生又打电话来提出一个新问题。说是《县志》记载,明朝初年,万泉县老城附近有个“把娄里”, 下辖熟里、庙后、上桥头、下桥头、西丁等五个村庄。不知“把娄”两个字是什么意思,是不是也是蒙古语?我说这完全可能。第一,万泉在元代是个县城,按照元代的官制,县上的达鲁花赤(掌印官)必须由蒙古人担任,故县城一定住有蒙古人。第二,附近已有“乌苏”“文村”等几个蒙语地名,说明元代人们为当地村落起蒙语名字是有先例的。
  但是“把娄”与汉语对应的是哪一个词语呢?
  回到运城后,我查阅了相关资料,首先确认“把娄”两个字是表音的,须从音读入手来破解它。但蒙语和汉语分属于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,加上方音和译者口语的个体差异,一个蒙语词往往会有几种甚至十几种汉语译写方式(例如关于“泉”“井”等常用地名字,汉语译法各自都有十八、九种之多)。因此蒙汉语对音不可能是音节声韵的完全对应,重点要看主要音节以及声部。此外,当然还须重视当地的地理及历史人文状况,因为地名往往是一个地方地理状貌以及人文信息的反映。
根据以上原则,经过比较识别,我认为“把娄balou”对应的蒙古语词汇应当是“barun西、右”;“把娄里”是“(城)西乡”或“(城)右乡”的意思。理由是:
  第一,蒙古语称西边、右侧为barun。由于汉语中只有边音l,没有颤音r(相当于俄语里的p音),因此人们常将r读作l音,汉语对音也就译作了“巴伦”甚至“巴隆”“巴楞”等。而“巴伦balun”和“把娄balou”之间不过是一音之转。双方不仅第一个音节ba是相同的,第二个音节的声母l也是相同的。加上人们口语常将n尾音磨损、淡化,lun(伦)音也就变成了lu(陆)。当地方言又时常将lu与lou混读,将“平陆lu县”呼作“平娄lou县”。这样,在万荣人的口语中,蒙古语barun(口语作balu(n)),就与“balou”几乎没有差别,故将其译作“把娄”是完全合理的。
  第二,地理位置吻合。从地图上看,“把娄里”所辖的五个村子熟里村、庙后、上桥头、下桥头、西丁村,都在万泉县城西侧或右侧,称这一大片村落为“(城)西乡”或“(城)右乡”名副其实。
  第三,符合蒙古人命名的习惯。蒙古语许多地名都是以方位来命名,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共设有51个旗,其中就有25个有“前后、左右”的方位标识。如乌拉特前旗、乌拉特后旗,杭锦前旗、杭锦后旗,鄂托克前旗、鄂托克后旗;阿拉善左旗、阿拉善右旗,土默特左旗、土默特右旗,巴林左旗、巴林右旗,等等。蒙语称南方与前方为omon,北方与后方为ar;东边与左边皆称作jun,西边与右边皆称作barun。所以元代蒙古人将万泉城西这五个聚落命名为“把娄barun里”,既可称作“(城)西乡”,亦可呼作“(城)右乡”。
  至于“把娄里”所辖的那个“熟里村”,据《万荣县志》记载,这个村子明初写作“熟里”,旧县志写作“属李”,人们口语则呼作“伏里”。 其实本字应即是今天所写的“属里”,“伏”是“属”字白读音。这里是元代蒙古人聚居的地方,处于城郊,因而是县直属的一个“里”,也是“把娄里”治所所在。
  由此,我们能够确定的万荣县境内蒙语地名有三处,一个叫“文村”,是“山庄”的意思;一个叫“把娄里”,是“(城)西乡”的意思;还有一个“乌苏村”,是“有水的地方”。此外,还有两个村庄因驻有蒙古人或色目人而得名。一个是“生番村”,前面已经说过;另一个是 “胡村”,解放先生认为有可能是因蒙古人居住而得名,此说有一定道理。因为“胡”也是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称呼,且该村无胡姓人家而又与“乌苏村”紧相毗邻。
  今天,除“把娄里”已不存在外,其余几个村名都被保留下来。这是地名文化一份珍贵遗存,对研究元代历史和地方文化都是有助益的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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